张善政《做事的人》:是同理心还是滥情?

张善政《做事的人》:是同理心还是滥情?

同理心

云豹装甲车上看不到的眼泪

二○一八年八月,中南部淹大水,我们看到蔡总统搭云豹装甲车到嘉义勘灾,在嘉义布袋遭灾民呛声:「总统下来走走看!」「落来行,汝就知影啊(台语)!」途中还有灾民拉起封锁线,怒呛:「再开进来就把我辗过去。」甚至不让装甲车前进。

总统亲自到灾区巡视,为什幺民众会如此不满?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泡在黄浊泥水里这幺多天了,只希望为政者能懂他们的痛,但讽刺的是,他们抬头看到的却是蔡总统搭乘装甲车「高高在上」,完全感受不到同理心。他们的讯息很清楚:「走下来!」才能「体会」。

不要旁观他人的痛苦

其实,幕僚常会建议官员:「不要轻易跑到第一线,以免面对没有折冲、迴
旋的空间。」或是当面允诺的事情,之后却做不到,一定会被骂「白贼」;更糟的像马总统被愤怒民众「献鞋」(丢鞋子)、小英总统被当面呛声。不论是心情受到冲击,甚或身体上受到伤害,总是幕僚或随扈的职责。

但是,如果为了保护官员,一味地用拒马、铁丝网、盾牌铁棍远远封锁,隔离抗议民众,或不分青红皂白架开,这又显出权力的傲慢,也拉大与民众的距离。

我在行政院期间,遇到令人措手不及的各式灾难,从禽流感、复兴航空坠河、登革热、八仙尘爆、霸王寒流、二○一六台南大地震、流感、肠病毒、空勤总队直升机失事等等,尤其副院长一向是政府救灾的总指挥,我的从政生涯简直成了「勘灾总队长」,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真不可以为外人道也。

日后我不断思考:「到底勘灾的目的是什幺?旁观他人的痛苦?或是对他人
的不幸真切地感同身受?」这真是身为为政者的一大考验。

直面第一线

二○一六年二月六日凌晨,高雄美浓地区发生六.六级极浅层强震,台南维冠大楼倒塌,造成一百一十五人死亡,成为有史以来单一建筑物罹难人数最多的灾难。

那时我接任院长才六天,午夜时分,我接到电话,心里一沉,从早上五点多开始,我和马总统便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听取会报,七点到台南灾区和医院视察状况,快中午又飞回台北指挥救灾工作,尽量避免给救灾人员带来不便,全力协助台南市长赖清德,同时致赠加菜金给搜救弟兄、国军弟兄和志工,让搜救工作更顺利,将救难工作做到最后一秒钟。有媒体形容:「这是台湾政坛多年来难得一见的蓝绿和解与中央地方合作典範。」

其实,第一时间地方政府及救难队早已将伤者送医,灾变现场附近店家放弃做生意,将道路、骑楼空间腾出救灾,慈济利用这些空间,搭上帐篷,协助救援。当地的观光饭店、民宿,也都自动腾出房间安顿受灾户。我在现场,能做的实在不多,看到一位老妇人因为儿孙媳妇还在受困,泣不成声,只有赶紧拿卫生纸替妇人拭泪,劝她顾好自己,不要再难过。

当我在新楼医院、收容所等地慰问罹难者家属,颁赠慰问金时,听到灾民说:「宁可不要慰问金,也希望家人回来……」听完,我心都快碎了。我认为在面对紧要时刻,身为政府官员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折冲、迴旋空间」,你不能有所保留,要亲身走到第一线,直面问题,倾听民意,迅速回应人民切身的需求。

好比二○一六年一月台湾受到霸王寒流强袭,六十多人冻死,西南沿海地区养殖场鱼群大量暴毙,全台农林渔牧业损失约三十五亿台币。当时是我代理行政院长的第二天,就迅急南下台南七股勘灾。我看到偌大的鱼塭,浮满密密麻麻肿胀的虱目鱼。站在池边,不由得心情也沉重起来。我虽然不是全职农民,但也曾遇到辛苦整地耕种的果园,被颱风一夕间吹垮,体尝过那种满目疮痍、一无所有的感受。看到鱼塭底部已抽乾池水,我便「──咻──」地往下跳入池边,想仔细看鱼鳃腐坏的状况。

我这一跳,纯粹是出于想要仔细了解灾况,没想到却把所有人吓到了,陪同的农委会副主委、市长赖清德,以及记者们也都一个个跟着往下跳。这个小动作,不经意却让很多人对官员总是「高高在上」的印象改观。

我在鱼塭现场,当着灾民的面,要求农委会副主委,对灾损的补助要「弹性、加速、从宽」,尤其一定设法在农曆年前,让渔民拿到补助。这些都没有事先套招,我的想法是,安顿灾民七上八下的心情,尽量让他们安心,不要让不满的负面情绪扩张蔓延。如果我觉得官员做得不够、反应太慢,我就再逼他们。后来,他们也真的让行政流程加快,做到现场的承诺。

苦民所苦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新北市石门外海,一艘名为「德翔台北」的货轮搁浅,船体断成两截,重油洩漏,汙染逾两公里。为了紧急救灾,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第一趟载运船公司技师到船上探勘是否有漏油,第二趟用吊挂方式将他们撤走,偏偏这天风狂雨劲、浊浪排空,就在第二趟直升机意外坠海,正驾驶、特勤组员两人殉职,其余三人落海、受伤获救。

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是週五,我还卡在立法院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中午时分,得知空勤总队飞机摔进海里。总质询一结束,我便分别赶赴医院探望。来到第一家医院,正驾驶的太太说:「院长,您能不能看看我先生的大体,说几句
话……」

很多人可能会有所忌讳,身旁幕僚也表示不宜,告诉我:「这……婉拒比较好。」但面对伤心的家属,我岂能转头就走。若只是以个人的立场,冲到现场、面对压力,与众人周旋,很多时候,这些违背我的个性,然而一旦站在政府公部门的位置,我却超越自身个性或能力的侷限,得到了面对的勇气。我仍决定进去瞻仰遗容。

正驾驶生前落水,身体肿胀,脸像吹气一样,一片惨白,想想他曾是妻儿倚仗的高山,如今躺在冰冷的铁板床上,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大体旁边,我双手合十悄声说:「谢谢您,请不要牵挂,一路好走。」致意之后,他太太心情平复多了。

换到另一家医院,太平间里那位特勤组员状况更惨,当我走进去时,他已经被盖上了往生被。听说在吊挂作业时,正好颳来一阵强风,直升机像陀螺打转,重心歪了,倾斜摆荡了一下,而正在执行吊索任务的他不幸被高高甩起,头颅被旋桨叶片削去半边,从此再也找不到。他的遗容不便瞻仰,地面滴了满满一滩血。

他的太太对于先生意外,十分不谅解。这一位特勤组员在作业过程中身悬于机舱外,是否求好心切,想赶快把人员拉起来,让吊挂作业更有把握?他太太泣不成声,质问我:「为什幺他要站在机舱外?」「SOP是这样要求的吗?」我讲不出半句话,要求内政部主管单位一定要给他太太清楚的解释说明,否则她一辈子都会觉得先生枉死。我还探视了另外两位伤者,恭禧他们大难不死。

穿上别人的鞋子

同理心用英文惯用语来说,就是「把自己的脚拿来穿上别人的鞋子」,设身处地理解感受他人真实情境。我益发觉得,一定要接触在底层受难的当事人,才可以倾听到最内在的心声,他们心里面有不舒服一定要讲出来,抒发心情,才不会怨你一辈子。

没想到多年后,我在花莲认识的一个餐厅老闆好友,他原本是直升机飞官,当天探望的空勤总队伤者之一正好是他教过的学生。老闆告诉我,这位年轻人现在身体复原得很好,又再出任务了。我听了也觉得很高兴,人的因缘真的很奇妙,绕一圈又串起来。

台南地震后,举行安灵法会,有两百位家属参与,结束时马总统与我一位一位地和家属握手,我握到一位先生,他说:「院长,我是你台北府上管区派出所的所长,大楼倒塌往生的是我弟弟一家人。」

北返之后,我到派出所找他,他说他弟弟全家住在维冠大楼,全家一夕死亡,只剩唯一没有罹难的大女儿,因为学校派到外地实习,没住家里,逃过一劫。我告诉他:「突然一个晚上全家都不见了,希望能好好照顾这个女孩,若需要心理辅导,可以妥为安排。」他说自己是大伯,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的女儿。

等到我卸任之际,赖清德市长请我到台南参加一个纪念音乐会,之后去香格里拉饭店吃饭。席间,我提到这位倖存女孩的故事,赖清德市长说:「我知道这个女生。」他向旁边的小姐说了几句,向我介绍:「啊,就是这位小姐,很感谢香格里拉饭店,让她在这里实习打工。」

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我鼓励这位赖小妹妹:「你要好好加油,全家就只剩你一个了。以后有什幺事情,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替她加油打气。
是同理心,还是理盲与滥情,不易把抓,有时候我的所做所为,或是任何发言,都不是出于「张善政」这个人,而是「行政院长」或「副院长」这个角色。有时候又反过来,我是出于身为一介凡人,对于某些灾民际遇油然地产生了深刻同情。

感同身受,但不要丧失理智

从政生涯,我因为透过人与人的互动,用他人的眼睛,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我觉得为政者一定要多跟基层互动,亲身走到现场,才能看到平常看不到、听不到的,才能知道伤害解决了没有。即使面对不满,或是被呛,仍要到他面前,让他倾吐冤屈。尤其,不要等被骂了才去,那做再多,人民不满情绪早就扩散了,根本没用。

二○一八年八月南部淹大水,我再南下嘉义县东石乡,到几个严重的村落勘灾慰问。我虽已不在政府职位,无法带给灾民即刻的资源,但是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来自政府以外的关心。

对东石最严重灾区的灾民来说,政府补助仅是杯水车薪。屋子的家具都被水沖走,家电也被泡烂无法使用,只剩下一个残破的空壳房子。从掌潭村撤到港口宫香客大楼安置所的一位老阿伯告诉我:「家没了!」一位在乡公所填报灾损申请的养殖渔民也告诉我说,她的鱼塭被水沖垮,养了一年的七星鲈鱼全都流失了,损失至少两百万元。

这些远高于政府公告的补贴标準。这次既非颱风,也非地震,过去好像没有向民间募款的先例,但是异常气候将来势必愈来愈严重,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依照公益劝募条例,政府遇重大灾害时,是可以启动募款的。现在是不是该考虑这样途径的时候了?这对于辛勤朴实的民众而言,是非常珍贵的支助!

我当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且深知精力与资源应该如何分配,重要的是倾听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整合好自己,做好的精力与资源配置,不在理盲与滥情中迷失了自我。当我亲临没有折冲、迴旋空间的第一线,直接承受民众的反弹,我一直提醒自己:「感同身受,但不要丧失理智。」然而我想,如果不踩在泥水里,单从装甲车上,怎幺能看见灾民眼中的泪光。

【书籍资讯】
《做事的人》

张善政《做事的人》:是同理心还是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