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资本主义来抢救母语

因为中国普通话教育的压倒性力量,如同台湾过去面对的国语教育,许多地方语言面临流失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况,《新华网》报导,像陕西省境内使用的陕北话、关中话和陕南话等,愈来愈不被年轻人所使用,陕西省档案馆于是开始建立语言档案库,并要筹拍纪录片来反映这个「非遗」项目(中国习惯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非遗」包含濒危语言)。

反转资本主义来抢救母语

自己的语言成为「非遗」想必是件哀痛的事,因为那代表着语言的活力不复存在,那个充斥着族群或个人生命记忆的沟通凭藉,却在自己的下一代被抛弃、被压抑。虽然我一向反对因资本主义体制而导致的各种文化商品化,但在连假回到位处客家庄的外婆家后,因为小姪女竟然连「你会不会说客语」的客语都听不懂,让我感到无限震惊,自己残破的客语能力也在外婆叙说着日殖时期生活经验时,无法进入那段故事里头,只能似懂非懂,惋惜不已。

保护与反对濒危语言的论点长久以来无法对谈,前者多诉诸于人类知识的宝贵、族群记忆的传承、多元文化的维繫等,后者则提出破除地域主义、创造相互理解的和谐社会,以及学习通用语才是生存王道。台湾目前的语言保存也就只靠着母语认证考试和一些语言学者死命纪录的档案资料,苟延残喘,按照这种态势下去,少数语言必定会因为在资本市场中无立足之地而被消灭。

中国陕西的这则「非遗」新闻,倒是让我转变了一下思考方式,但在鼓励社会活力发展的台湾,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既然是资本主义逻辑让少数语言无从生存,那幺资本主义逻辑似乎该为他所犯的罪孽有所补偿,换句话说,怎幺让少数语言在资本市场被「有道德地商品化」,提升语言资本价值,从而使下一代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对自己的语言重拾信心与骄傲,会成为一个能打击反方「少数语言没价值」论点,又比「诉诸族群记忆情感」更有市场驱动力的思维。其中,在全球化过程中,语言所挟带的某种「地方纯正性」,会是吸引外地人旅游的重要角色。

只把少数语言作为「非遗」是不够的,语言学者Hall-Lew和地理学者AlanLew共同提出理解语言作为遗产旅游资源角色的框架。首先,我们必须先理解当地的语言变体脉络,包含语言如何在此地随着时间发展、语言与在地文化的关联,以及在地语言与主流语言的互动关係。譬如纪念使用该语言创作之作家或诗人的「文学旅游」,其所挟带的怀旧感或异国感对于旅客(甚至在地人)是有意义的;「地名」或者招牌书写语言的此种「语言地景」,也能让旅客经验到纯正性,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部落原本命名的地名是有其语言资本的,台湾部分店家杂揉注音符号书写闽南语,也就不再该被认为低俗。

其次,前述的大脉络会影响到当地人的语言使用,包含当地机构如何可能使用这些语言去达成特定旅游目的。这里的例子是让语言进入博物馆,由于现在许多博物馆明明展示客家、原民部落等相关文化资讯,却用与被展示物疏离的国语和英语解释,但事实上这些文化与其语言是相繫的;另外,当代社群媒体发达,地方行销的方式会影响旅客的期待、型态与数目,在行销中对当地语言有所描述能同时挪用历史与现代的元素,让地方的独特感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对国际游客主打我们的地方有多「英语化」,就是一件蠢事,非但让地方容易与历史断裂,也降低异地感。

最后,个别的人如何运用语言去为旅客创造有意义的经验,也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激励了那些视自己母语为无用的年轻人。从游客的观点来讲,克服自己与当地人间的语言障碍,能让游客从「观光他者」转换为「个人化的客人」,若能让游客学习当地语言,也会加强其多次造访的可能,会讲那些被游客认为代表地方纯正语言的人,在旅游经济中具有优势的位置。如在墨西哥,纳瓦印地安人原本在社会被压抑的语言,在全球旅游流动下,重新获得极高价值,游客冒着沟通误解的可能,也想用当地的语言说话。在这个逻辑下,客家庄会说客语的阿婆,可能比不会说客语但会英语的年轻人,来得让游客感到想去尝试沟通(就像笔者与朋友上次到香港大澳渔村,竟然和一个卖鹹鸭蛋,只会广东话的阿婆鸡同鸭讲了十分钟,即便我们对鸭蛋没有任何兴趣,但我们不会想用「普通话」和一个会普通话的香港人讲那幺久话),Hall-Lew认为,现在的导游和翻译者就有这种色彩。

少数语言已然在资本主义思维下被摧毁殆尽,过去几年来的母语保存效果大家心知肚明,即便安排了乡土课程,看不见母语价值的孩子们学习意愿仍然很低,既然我们无法摧毁资本主义,我想,用另一种方式反过来运用资本主义,为即将消失的母语开一条新路,虽然步上商品化的可能,但若能透过一些不违反族群尊严、且不扭曲语言事实的做法,可能可以重振语言的活力,或许是必要之恶。